物種滅絕、外來植物的引入、氣候變化和污染都是人類活動導致生物群落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。盡管對這些模式進行了深入研究，但大多數(shù)調查只關注其中一個驅動因素，而且通常集中在局部區(qū)域而不是全球范圍內。
在 12 月 6 日發(fā)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的一項研究中，研究人員編制了一個包含全球超過 200,000 種植物物種的數(shù)據(jù)集，以證明物種滅絕和非本地入侵植物在人類世(當前由人類活動主導的地質時代)重組植物群落的程度。
主要作者、哈佛大學植物標本館和有機進化生物學系的前博士后研究員 Barnabas H. Daru 說：“關于動物群落如何應對全球變化的知識很多，但我們對如何應對全球變化知之甚少。”植物群落正在應對全球變化。”
幾年前，Daru 與哈佛大學有機和進化生物學系的資深作者 Charles C. Davis 教授和哈佛大學植物標本館維管植物館長的實驗室合作，通過繪制北美生物群落圖開始了該項目。隨著項目的進展，Daru 將其擴展到包括澳大利亞、南非、歐洲和中國的生物群落。該研究調查了景觀和植物群落是如何變化的，特別是在大約 500 年前東西半球連接之后。分析大規(guī)模捕捉到物種在不同景觀中的獨特性的顯著喪失，導致達魯詢問導致這些變化的因素是什么。
達魯指出，非本地物種的滅絕和歸化導致生物同質化——本地物種逐漸被本地傳播的非本地物種取代——導致物種和進化差異的減少。生物同質化也會對關鍵的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功能產生負面影響。為了評估這些影響，達魯從繪制生物群落圖轉向量化這些過程。
雖然非本地植物的滅絕和歸化都可以推動同質化，但研究表明，無論滅絕情況如何，人類歸化的非本地植物導致生物同質化的最大因素。這些變化發(fā)生在大約 500 年的短暫進化跨度內，并且是由人類在景觀中移動生物體有意或無意地促成的。
“植物是基礎物種。它們維持食物鏈并推動陸地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生產力，”戴維斯說。“這意味著植物分布通常是其他生物的生物地理歷史的基礎，因此了解人為變化對植物群落的影響非常重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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